吉大故事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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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大的气象学专业哪里去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哈尔滨偶遇物理系的某位副主任。因我住宿困难，官方只给报销每日20元 以下的住宿费，他就推荐我去黑龙江统计局招待所，说吉大的同学在那里工作，并说黑龙江省气象台台长是物理系的毕业生。物理系的学生搞气象，我第一次听说 过。他说，吉大原来有个气象学专业，是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整体迁过来的，举目东北，迄今尚未有任何层次的气象学专业，当时那拨人因为北方水土不服，闹着 又回了合肥。真是造化弄人，今天的物理系又是一分为三——物理学院、电子学院和材料学院(超硬实验室也是分出的)，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价。也许是时代变迁吧，当年13路公共汽车有一站名，曰“半导体”，就是现在南湖西边的“高科技宿舍”那站，当年我们去邮电学院看老乡时皆在此下车，住宿在“红楼”或者“绿楼”。 顺便说一下，学校的合并，战线拉的太长了，以至于最早建立研究生院的吉林大学，现如今都不知道该发展什么专业好了。听说研究生扩展暂缓，专科教育倒成了学 校的一个重点。据我估计，专科和函授教育可能占去新吉大专职教师和行政、勤杂人员接近一千人，每人工资按一万五千元人民币计算，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没 钱投资新学科、重点学科了闲话少叙，斗胆说一句新吉大的发展战略——“煎饼卷大葱”战略，费了吃奶的劲，摊了一张大饼，却是：棒子面的营养、葱心绿的维他命含量、大酱的味道、卷炕席的组织手段、地垄沟找豆包的雄心、上下漏气的吊脚楼处境，两只五尺耙子把原来那点贵族精神全搂光了。我记1999年裘式仑校长不是说过嘛——“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不主张分校，但是，吉大却走了一汽当年的覆辙，摊子太大了，不光是政治问题，还有我们的决策科学与否。坚忍不拔的学者精神  若说吉大还有什么可继承的传统和精神，首推是学术治校，所谓行政人员都叫“教学辅助人员”。 尽管一路颠簸，但是学术这一传统仍然被世代相传。如今，谩骂吉大之声不绝于耳，实乃不是吉大之人，若是还有二心，当乱臣贼子诛戮。试问：吉大五十年的名声是哪个人白送的吗？是大风刮来的吗？中国有大学千百所，为什么吉大至少能排在二十名里哪？是不是教育部有精神病？在吉大短短五十年的历史里，除了北大、清 华，我们敢与任何一所国内大学相比。仅仅举三个例子：西安交大属于自己的院士据说只有五人，上海交大只有四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的文科我们扣她两圈绝对没有问题。真的，别“自己拿吉大不当一所好大学！乱嚷然什么“光搞科研，不教书！”“只发sci，不搞专利！”“光搞学术，不重视项目转产！”中国人有病，地球人都知道；新吉大有病，自己却不知道！理科的文章是不是都是坐在家里瞎编的？如果是实验室的结果，难道不叫科学？一个人有多大能耐，既要搞科研还要搞转产，还要办工厂？有病啊！国外大学都这么办的?吉 大向来以学术立校，当年理科教师的学历令人咂舌，唐敖庆、王湘浩、吴式枢、高鼎三、余瑞璜、朱光亚等都是美国的博士文凭；文科的教师五十年代基本上都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进修班培训两年，例如法学院的班底是十三位从人民大学回来的研究生。九十年代吉大理科完成了博士化工程，文科在1994年提出了博士化工程，其实，吉大文科较理科弱多了，好像1986年吉大文科才有第一个博士点，1994年时任文科校长的张文显，提出了文科博士化工程，应该说基本实现。不过，合校使得吉大教师水平直线下降，现在要完成硕士化工程至少需要五年。当然，新吉大重点发展专科的话，学历还够用。吉大坚忍不拔的学者精神，再举五例：相传物理系一位苏姓教授，让他上“东方之子”，他没搭理人家，现在率领十三名教师集体“出逃”哈工大；相传孙家中院士至今未婚;当年的吉大少年班人才辈出，除了东大阿尔派总经理王勇峰之外，哈工大还有一王姓女子，二十一岁时取得哈工大计算机博士学位，乃我吉大少年班直到硕士学历；我认识原文化部部长刘忠德的同班同学——哈尔滨建筑大学的范先生，他向我讲起了数学系的王湘浩，还有江、谢、牛三位先生，他的博士是吉大数学系的博士后；1997年夏天，九十六岁高龄的金景芳先生，来到吉大南区作报告，开篇云：“别人都是请来做报告的，我是自己要求来做报告的，年龄大了，学生听的机会越来越来越少了！”2000年，金先生以九十九岁的高龄溘然长逝。当年他演讲的题目就是孟子和朱熹的《大学》。如今我的大学，还有几人敢登台在校内或者校外作学术报告？谁敢在学术上横刀立马，为我吉大杀出一条血路？ 　　一个没有勇气写完的吉大故事，终于要写完了。鄙人浅受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影响，还是以他的诗句具结吧：冯友兰主张中国哲学要“接着讲”，他把《诗经》里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造成自己的治学座右铭，曰：“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我的意思是，吉大传统不能丢！冯友兰还叙述了一则有趣的故事：自古文人与商人势不两立。明末清初的商人在过节时，常在门上贴一幅对联，曰：“《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洪范》乃《尚书》中的一篇，是最早讲中国“金木水火土”这五个范畴的，孟子的《大学》虽然谈仁义，但是谈经济的也不少，诸如复兴井田制等等。这幅对联可以用来描述今日大学学术精神何以沦落，因为：“富”是核心范畴，“赚钱”是主要叙事对象。 　　原吉大逸夫图书馆馆长王同策先生曾经著书解读《菜根谭》，那里有句话——“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不知道重现吉大辉煌的动力何在，是物质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力量，我之所以悲哀，是因为我看到了如下的景象——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重整山待后生吗？那需要几世同堂才能培养一个贵族哪？中国大学“决战386”已经开始——八十年代上大学、六十年代出生、如今三十几岁的人，已经构成中国科研的主力军。王惠岩：一卷横扫天下  王先生以学术起家，他的《政治学》在八十年代里横扫中国，实属不易，那时候，北大和复旦都得退让，现任中共中央委员、时任复旦教师的王沪宁对老先生也是言必称师。不过王沪宁的导师、复旦大学的王邦佐当时说的一句话，我们不能忘记——“我这代不如你（指王惠岩），我们下一代能比你们强！”现在，吉大行政学院虽然拥有一级学科和博士后流动站，可能实力还是较北大、复旦差了一点儿。当然，这里没有怪罪谁的意思。平心而论，吉大许多专业能进全国前十，的确不易了。毕竟，老牌劲旅竞争火爆，新秀跟进速度飞快，稍有闪失，就会被逐出江湖啊！ 　　
    王先生也是性情中人，我在另外一个学院的某位老教授家里，曾见一块太湖石，上面长满了青苔，是王先生从江苏背回来馈赠的。太湖石据说是将山上的石头人工沉入湖底，积年湖水侵蚀、冲刷，而成江南园林景观用石。王先生的学问也是经年累积的结果。于省吾：最有学问的有钱人  相传古文字专家于省悟先生曾任张作霖的财政部长，可谓经济殷实。北区牡丹园里有一个神社，乃吉林大学“鸣放宫”，当年的吉大师生就在那里举办各种活动，1996年5月我在那里看过“吉林大学第二十六届学代会闭幕文艺演出”。“鸣放宫”三个字乃于省悟先生所题写，不过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见过这几个字。相传是应老校长匡亚明的请求，得润资三百元，据说抵得住一个教授一年的薪水，遂嫉妒声音不绝于耳，于先生的学问如何，仅举一例佐证：2002年12月，中国“夏殷商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在南区三教作报告，数次提到于省悟先生。起因是李先生年轻时著文论述沈阳故宫某一考据，于先生回信斥责他不够严谨，多年后，李先生赴沈阳再度考察后，惭愧不已。“夏殷商断代工程”国家究竟耗资多少，一直是个谜，相信李学勤先生一定会记住于老的“严谨”二字。声名远播的高清海  已经是七十有五的高先生，去年还有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实乃让搜肠刮肚的晚辈汗颜。高先生有“四大弟子”， 乃孙正聿、孟宪忠、邴正和孙利天。我听过高先生的讲座，在逸夫图书馆的报告厅，人多，只好坐在讲台边的台阶上面向官众听完（我长的挺丑，估计难为了不少观 众！再听讲座，当立下一规矩：帅哥靓妹两厢站立！）。高清海先生在学术界享有盛名自不必多说，其实，有些普通文化人还知道他。我认识哈尔滨的一位老者，他 对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和第六中学的发展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说他听过高先生的课，是在五十年代，当时他们准备随毛主席的秘书抗美援朝，没去成，都留在长春， 吉大培训，高先生给他们讲过课。老先生还告诉我一件事，高岗建的苏式建筑尚存如下几处：哈尔滨商业大学、哈尔滨第六中学、沈阳市第二中学、锦州医学院等教 学楼。高先生对物质要求并不高，2000年再次调整了新房。其时，某院一位教授住在义和胡同，本来有两栋新楼可供选择，不过，老伴认为位置不好，分房会上，他将高先生的旧房“摘牌”，据说，当时举座惊讶，这位老教授看了高先生的旧房后，又退掉了高先生旧房，那房子还不如自己现在住的。当然，丝毫没有责怪领导的意思，2000年以前南区的新房子不好往下分，地址太偏远了，医食住行、孩子上学都不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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