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 吉大轶事十则，一篇没有勇气写完的故事

mikeshinoda

        也是在十一月份的初冬季节，我从中原折向北京，在准备回长春的十二个小时空白里，驱车前往颐和园。初冬的北京已经下了雪，庭院深深之处，被霜雪冷处理的玫瑰花仍然瑟缩地开着，偶见几个石榴孤零零地挂在枝头；拥挤的马路，分不清弥漫期间的是空气还是汽车尾气。只是在公园里，北京的阳光还有一丝丝暖意，北京的人文还有无限的魅力。漫步颐和园的长廊之后，我又折向北大。冬天的北大校园其实有些萧索，北大以灰、红为主调的建筑加深了这种凝重的气氛。一个人闲逛在北大的校园里，美名其曰“踩地气”。每一脚踩过去，都有一个北大的故事。以未名湖畔为例，对面的水塔是燕京大学汲水的故事；严复的雕塑是老北大的故事；冯友兰题写的石碑镌刻的是西南联大的故事；“小行星”命名的金属艺术造型是科教兴国的故事。北大的故事，不仅仅在其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里，而且，北大的师生在书里一遍遍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的张文显教授在《大学的精神》一文里，强调一所大学文化和精神的重要性，学校的故事是学校精神的一个符号，在中国的大学里，只有北大和清华如此经久不衰地延续了自己的传统和故事。北大的校园历经多次变迁，今天的北大校园其实是——战争胜利后的原燕京大学的校园，物也非，人也非，北大不变的是她的精神。



        历经磨难之后，吉大南北两区终于聚合在一起了。站在“报春泉”边（南区喷泉被我冠名“报春泉”：春水、春花、春晖，北雁南飞，春去春又来！），可见理化楼与东荣大厦遥遥相对，就像在北区一样，一北一南，中间同样隔着马路。多年以后，回到母校的学生，漫步在“报春泉”长廊上，回忆的也许是当年北区“理化楼”和“文科楼”的故事。正是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北区故事多！

一、匆匆走过校园的智者

        四年前在逸夫图书馆门前候车去北区听课，在次第上车之间，忽然有一老者经过，他说了一句大概当时只有我一人听清的话，他说：“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睡狮！”随后，老者飘然而去，令我瞠目结舌，我直观地判断：老人精神可能出了问题！

        近闻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乃我吉大古籍所的博士文凭，不觉诧异，安徽大学乃百年老校，何以有人闯关东取一古籍文凭？答曰：酒香不怕巷子深！当年，青年才俊蒋筑英只身来到东北，是因为光学专家王大珩的魅力。半个世纪以来，究竟有多少著名学者在吉大工作过，无人细查，尤其不为新人所知。以我片断记忆，匆匆走过吉大校园的智者还有如下几位：著名作家废名、著名教育家杨振声、历史学家丁则良、罗振玉之子罗继祖、江青的辩护律师甘雨沛，他们都曾经是吉大的老师。杨振声曾经是私立青岛大学校长（青岛海洋大学、山东大学的前身）、西南联大教务长、秘书长，五十年代从北大调往吉大，其弟子、作家萧乾对此段故事有过记叙；丁则良原为吉大历史系主任，反右时，当时他在苏联考察，闻听国内已经开始批判自己，他在建国前曾经著文批判过毛主席，从苏联回来，自缢于北京，此故事，《读书》杂志有记载。


二、唐敖庆被打了一记耳光

        “文革”时代，唐先生屡遭不测，当时的刘学铭老师（现吉大行政学院退休教授）曾因为写以唐先生为背景的小说，而受批判。据说，文革时，唐先生被学生打过耳光，该学生后来向唐先生道了歉。这是一个“共外”的老者同我共下榻病房打点滴时说的。该老者叙事语气平和而霸气，他说自己当年经常去东北三省高校听课，“哈军工和我们不是一个档次的，大连理工不比吉大差。”还特别提到一人：徐利治，乃旷世奇才，从吉大去了大连，老者说……




三、一个班级，三个校长

        伍卓群——吉林大学校长；李岳生——中山大学原校长；黄启昌——东北师范大学校长，皆为一把手，时间大致都是1986—1996年。他们三人似乎是一个班级的，都是大连念书，院系调整，二人来了东北人大继续读书，一人去了师大。伍校长学术上多有建树，申报院士未果，据说为英国皇家数学学会会员，弟子当中有“长江学者”尹景学。伍校长在任时出了一档子事，就是北区数学楼语音室被烧，乃学生丢弃烟头于地板下所致，据说，大火之时，伍先生亲临楼梯口指挥，众劝不归，无奈，水火无情，数学楼被烧掉一层。五十年校庆时，回校的校友都问：“这楼怎么比我们念书时矮了？”能不矮吗，现在的学生都敢在寝室里安个壁炉。真的，我小学同学为了提高烤玉米的效率，选择了一个绝佳地点——他家的柴禾垛！效率是有了，命差点没了。

四、法学三剑客

        吉林大学法学三剑客乃张文显、郑成良、徐显明。张文显曾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吉林省高院院长，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近又被浙江大学聘为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法学院名誉院长；郑成良原为吉大法学院院长，曾任吉林省高院副院长、国家法官学院院长，现在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显明原为山东大学校长，现在为中央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三人皆为吉大法学院本科生、研究生，是中国“权利法学派”的奠基人，当年他们备受封杀，四处回击，凡著文皆有人与其“商榷”、“质疑”，今天，权利话语已成主流话语，当年的青年皆界半百之年，幸运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终于接纳了他们的观点，这是吉大法理学受人尊敬的根本理由。“东方之子”两度采访徐显明时，他手拿自己主编的《人权研究》，颇是潇洒；徐在就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重新修订了该校校训，更名曰：厚德明法，格物致公。作家乔迈为张文显写小传，名曰：《天行健，法行健》。张先生以苦读著称，有轶事流传：一位邻居讲，我睡觉时，他的灯亮着；我醒来时，他的灯还亮着！听者皆钦佩，转念一想，莫不是张先生有睡觉不熄灯的习惯？吉大法学三剑客之外，尚有一女弟子——信春鹰，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党委书记，兼任政治学所所长，政治学权威期刊《政治学研究》主编，也是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信春鹰学术成就非凡，且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每当中国人权在联合国受到危机时，她皆以首席顾问的身份，前往联大保卫祖国。他们皆顾念故土，2002年，信春鹰、徐显明都去过北区破烂的文科楼。文科楼到北区八舍的三里短路上，当年有的只是书和笔，以及奔波其间的、乡音不改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书生的背景。



        伍卓群校长曾对吉大形势有过一个简短的评价：“辉煌过，下滑了，有希望！”但是，作为学生我也一直希望尽自己的力量，是母校重返巅峰。这也是我登陆“牡丹园”的原始目的。不过，现在我没有勇气把帖子写完了。帖子写了一个月了，其间经历了两院院士被剃光头，尤其是刚刚拿到的院里教师通讯录上，发现院里又走了二个教授（原来都是传说），还挂名的博士（后），其实都在外校给学生开课了。我现在不是心凉，而是心理乱糟糟的，知道发生什么了，还将发生什么。原本准备讲述十件吉大的人物往事，写着写着就没了勇气，一是时间不济，二是热情渐衰。有多位网友发信，希望能写下去。早年读清华人写的“清华学派”的往事，仍然能记住作者引用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那两句诗——“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在“牡丹园”里，我的年龄虽是较大的，但是没有什么智慧可以传承，只是愿作一根柴禾，烧一壶热水，洗去母校的沧桑。毕竟有那么多的师生包括我自己需要“吉林大学”四个字的庇护。

五、陈国柱：从助教到教授

        听陈国柱故事之时，我们正在一个教授的家里，围桌喝着一种叫做“蓝带马爹利”的洋酒，据说价格相当不菲。陈国柱乃辽宁海城人，曾经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部的教授，回国后在沈阳高等法院工作。1952年始，毛主席改造旧司法，不仅完全废弃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而且对旧政权的司法人员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改造。于是，陈先生开始卖菜度日。有一天，他正在沈阳街头拉车赶路，突然有人喊他名字，“你是陈国柱吗？”“是”；“那你愿意教书吗？”“当然愿意！”“那你到长春的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报道吧！”踏破铁鞋寻找陈国柱先生的是马起先生，时任法律系主任，马起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司法局局长，他是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发现者和推广者。陈先生在吉大又开始了教书人的生涯——从助教到教授，直到被校医院误诊结核1997年去世，享年八十几岁。

        陈国柱实际上是中国大陆民法法系第一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佟柔教授实际上功力有限，原因是佟先生是从苏联回来的，苏联有没有民法甚至有没有法律，地球人都知道。没办法，“红色学术”和“地域学术”嘛！陈先生翻译的《日本民法典》应该是最好的，可惜是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不过，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许多学民法的学生，还愿意引用它，陈先生的得意弟子崔建远在吉林大学生活工作了十八年之后去清华教书，也将吉林大学优秀的传统带到了清华园——求实创新。

        我在一个偶然机会里，见到了陈先生的老伴，因为我导师的妈妈借用她的房间暂避拆迁之扰。老太太就住在北区八舍对面明德路东南侧的吉大家属楼（那有两座楼，好像是东面的楼的一层），身体硬朗，五个孩子都不在长春，其中一个在大连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后又去华北电力大学，好像很有名。老太太领着我看了陈先生的遗著，告诉我还有一本《意大利民法典》没有出版。

        说到民法典，不仅是陈先生的伤心之事，而且是一代代中国法律人的辛酸事，因为我们迄今还没有一部民法典。凡学点法律的人都该知道，除却战略才华和果敢的爱情，仅仅一部《拿破仑民法典》就可以使拿破仑这个小个子高高耸立在人类文明的丰碑之上！

六、王惠岩：一卷横扫天下

        王惠岩先生的弟子当中，官最大的可能是刘延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先生还在人民大会堂里给中央领导讲过课，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提到了王先生和吉林大学。王先生以学术起家，他的《政治学》在八十年代里横扫中国，实属不易，那时候，北大和复旦都得退让，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研室主任、中央改革办主任、时任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的王沪宁对老先生也是言必称师。不过王沪宁的老师、时任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的王邦佐当时说的一句话——我们不能忘记——“我这代不如你（指王惠岩），我们下一代（指王沪宁）能比你们强！”现在，吉大行政学院虽然拥有一级学科和博士后流动站，实力较北大、复旦还是差了一点儿。当然，这里没有怪罪谁的意思。平心而论，吉大许多专业能进全国前十的确不易了。毕竟，老牌劲旅竞争火爆，新秀跟进速度飞快，稍有闪失，就会被逐出江湖啊！王先生也是性情中人，我在另外一个学院的某位老教授家里曾见一块太湖石，上面长满了青苔，是王先生从江苏背回来馈赠的。太湖石据说是将山上的石头人工沉入湖底，积年湖水侵蚀、冲刷，而成江南园林景观用石。王先生的学问也是经年累积的结果。





七、于省吾：最有学问的有钱人

        相传古文字专家于省吾先生曾任张作霖的财政部长，可谓经济殷实。北区牡丹园里有一个神社，乃吉林大学“鸣放宫”，当年的吉大师生就在那里举办各种活动，1996年5月我在那里看过“吉林大学第二十六届学代会闭幕文艺演出”。“鸣放宫”三个字乃于省悟先生所题写，不过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见过这几个字。相传是应老校长匡亚明的请求，得润资三百元，据说抵得住一个教授一年的薪水，遂嫉妒声音不绝于耳。于先生的学问如何，仅举一例佐证：2002年12月，中国“夏殷商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在南区三教作报告，数次提到于省吾先生。起因是李先生年轻时著文论述沈阳故宫某一考据，于先生回信斥责他不够严谨，多年后，李先生赴沈阳再度考察后，惭愧不已。“夏殷商断代工程”国家究竟耗资多少，一直是个谜，相信李学勤先生一定会记住于老的“严谨”二字。

八、高清海：声名远播

        高先生生前有多篇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实乃让搜肠刮肚的晚辈汗颜。高先生有“四大弟子”，乃孙正聿、孟宪忠、邴正和孙利天。最近中央新闻联播还播报了高清海先生的高足孙正聿教授给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们讲授辩证唯物主义。我听过高先生的讲座，在逸夫图书馆的报告厅，人多，只好坐在讲台边的台阶上面向官众听完。

        高清海先生在学术界享有盛名自不必多说，其实，有些普通文化人还知道他。我认识哈尔滨的一位老者，他对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和第六中学的发展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说他听过高先生的课，是在五十年代，当时他们准备随毛主席的秘书抗美援朝，没去成，都留在长春，在吉大培训，高先生给他们讲过课。老先生还告诉我一件事，高岗建的苏式建筑尚存如下几处：哈尔滨商业大学、哈尔滨第六中学、沈阳市第二中学、锦州医学院等教学楼。



        高先生对物质要求并不高，2000年再次调整了新房。其时，某院一位教授住在义和胡同，本来有两栋新楼可供选择，不过，老伴认为位置不好，分房会上，他将高先生的旧房“摘牌”，据说，当时举座惊讶，这位老教授看了高先生的旧房后，又退掉了高先生旧房，那房子还不如自己现在住的。当然，丝毫没有责怪领导的意思，2000年以前南区的新房子不好往下分，地址太偏远了，医食住行、孩子上学都不方面。

九、吉大的气象学专业哪里去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哈尔滨偶遇物理系的某位副主任。因我住宿困难，官方只给报销每日20元以下的住宿费，他就推荐我去黑龙江统计局招待所，说吉大的同学在那里工作，并说黑龙江省气象台台长是物理系的毕业生。物理系的学生搞气象，我第一次听说过。他说，吉大原来有个气象学专业，是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整体迁过来的，举目东北，迄今尚未有任何层次的气象学专业，当时那拨人因为北方水土不服，闹着又回了合肥。

        真是造化弄人，今天的物理系又是一分为三——物理学院、电子学院和材料学院，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价。也许是时代变迁吧，当年13路公共汽车有一站名，曰“半导体”，就是现在南湖西边的“高科技宿舍”那站，当年我们去邮电学院看老乡时皆在此下车，住宿在“红楼”或者“绿楼”。顺便说一下，学校的合并，战线拉的太长了，以至于最早建立研究生院的吉林大学，现如今都不知道该发展什么专业好了。听说研究生扩展暂缓，专科教育倒成了学校的一个重点。据我估计，专科和函授教育可能占去新吉大专职教师和行政、勤杂人员接近一千人，每人工资按一万五千元人民币计算，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没钱投资新学科、重点学科了。

        闲话少叙，斗胆说一句新吉大的发展战略——“煎饼卷大葱”战略，费了吃奶的劲，摊了一张大饼，却是：棒子面的营养、葱心绿的维他命含量、大酱的味道、卷炕席的组织手段、地垄沟找豆包的雄心、上下漏气的吊脚楼处境，两只五尺耙子把原来那点贵族精神全搂光了。我记得1999年裘式仑校长不是说过嘛——“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不主张分校，但是，吉大却走了一汽当年的覆辙，摊子太大了，不光是政治问题，还有我们的决策科学与否。

十、坚忍不拔的学者精神

        若说吉大还有什么可继承的传统和精神，首推是学术治校，所谓行政人员都叫“教学辅助员”。尽管一路颠簸，但是学术这一传统仍然被世代相传。如今，谩骂吉大之声不绝于耳，实乃不是吉大之人，若是还有二心，当乱臣贼子诛戮。试问：吉大五十年的名声是哪个人白送的吗？是大风刮来的吗？中国有大学千百所，为什么吉大至少能排在二十名以里哪？是不是教育部有精神病？在吉大短短五十年的历史里，除了北大、清华，我们敢与任何一所国内大学相比。仅仅举三个例子：西安交大属于自己的院士据说只有五人，上海交大只有四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的文科我们扣她两圈绝对没有问题。真的，别自己拿吉大不当一所好大学！乱嚷然什么“光搞科研，不教书！”“只发SCI，不搞专利！”；“光搞学术，不重视项目转产！”理科的文章是不是都是坐在家里瞎编的？如果是实验室的结果，难道不叫科学？一个人有多大能耐，既要搞科研还要搞转产，还要办工厂？有病啊！国外大学都这么办的？

        吉大向来以学术立校，当年理科教师的学历令人咂舌，唐敖庆、王湘浩、吴式枢、高鼎三、余瑞璜、朱光亚等都是美国的博士文凭；文科的教师五十年代基本上都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进修班培训两年，例如法学院的班底是十三位从人民大学回来的研究生。九十年代吉大理科完成了博士化工程，文科在1994年提出了博士化工程，其实，吉大文科较理科弱多了，好像1986年吉大文科才有第一个博士点，1994年时任主管文科学科副校长的张文显，提出了文科博士化工程，应该说基本实现。不过，合校使得吉大教师水平直线下降，现在要完成硕士化工程至少需要五年。当然，新吉大重点发展专科的话，学历还够用。吉大坚忍不拔的学者精神，再举五例：相传物理系一位苏姓教授，让他上“东方之子”，他没搭理人家，现在率领十三名教师集体“出逃”哈工大；相传孙家中院士至今未婚；当年的吉大少年班人才辈出，除了东大阿尔派总经理王勇峰之外，哈工大还有一王姓女子，二十一岁时取得哈工大计算机博士学位，乃我吉大少年班直到硕士学历；我认识原文化部部长刘忠德的同班同学——哈尔滨建筑大学的范先生，他向我讲起了数学系的王湘浩，还有江、谢、牛三位先生，他的博士是吉大数学系的博士后；1997年夏天，九十六岁高龄的金景芳先生，来到吉大南区作报告，开篇云：“别人都是请来做报告的，我是自己要求来做报告的，年龄大了，学生听的机会越来越来越少了！”2000年，金先生以九十九岁的高龄溘然长逝。当年他演讲的题目就是孟子和朱熹的《大学》。如今我的大学，还有几人敢登台在校内或者校外作学术报告？谁敢在学术上横刀立马，为我吉大杀出一条血路？



        一个没有勇气写完的吉大故事，终于要写完了。鄙人浅受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影响，还是以他的诗句具结吧：冯友兰主张中国哲学要“接着讲”，他把《诗经》里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造成自己的治学座右铭，曰：“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我的意思是，吉大传统不能丢！冯友兰还叙述了一则有趣的故事：自古文人与商人势不两立。明末清初的商人在过节时，常在门上贴一幅对联，曰：“《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洪范》乃《尚书》中的一篇，是最早讲中国“金木水火土”这五个范畴的，孟子的《大学》虽然谈仁义，但是谈经济的也不少，诸如复兴井田制等等。这幅对联可以用来描述今日大学学术精神何以沦落，因为：“富”是核心范畴，“赚钱”是主要叙事对象。

        原吉大逸夫图书馆馆长王同策先生曾经著书解读《菜根谭》，那里有句话——“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不知道重现吉大辉煌的动力何在，是物质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力量，我之所以悲哀，是因为我看到了如下的景象——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重整山待后生吗？那需要几世同堂才能培养一个贵族哪？中国大学“决战386”已经开始——八十年代上大学、六十年代出生、如今三十几岁的人，已经构成中国科研的主力军。

        行政学院2012级本科生求是（笔名）荐稿，并对本文进行了勘误和校正。